余特和弟弟余持都是五河县的饱学秀才，他们不仅兄弟情深，更正直清高，“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深受作者推崇。
因为打算安葬父母，余大先生跟弟弟商量，要去无为州找当知州的朋友打个秋风，而弟弟遇二先生要去府里参加一年一度的科考，兄弟二人分道而行。
余大先生来到无为，这位知州对余大先生很不错，知道他的来意，留着住了几天，对他说：
“先生，我到任未久，不能多送你些银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说一个情罢。我准了你的。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两银子。有三个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子，权且拿回家去坐了老伯老伯母的大事。”
知州自己没钱（或者不舍得自己掏钱），便决定慷他人之慨，利用职权收钱办事，让余大先生做那个中间牵线人。然后三个人分钱——这位知州估计也会毫不客气地拿上一份。
如此行径，差不多已经涉嫌违纪违法了，但余大先生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听了后很“欢喜”，殷殷感谢知州。随即余大先生见到了要求情的人——这人名叫风影，他将所求之情跟余大先生细细一讲，余大先生才知道，这“是一件人命牵连的事。”不过正人君子余大先生也没介意，没多问，转身便去找知州“说情”——自然是一说就准，轻轻松松办成了此事。
事情办成之后，风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外加400两银子送到城隍庙，余大先生享受了美食，带着分得的130两银子向知州告辞而去。
路过南京，余大先生想到表弟杜少卿正在此处，便顺道去看他。多年未见，杜少卿高兴地请表兄喝酒畅谈，便在这时，他在无为州参与的这场求情案暴露了。
追捕文书送到五河县，五河县派差人来余家拿人。
然而，不知道余大先生在无为时故意报错了自己的名字，还是无为知州有意隐瞒，或者办案人稀里糊涂，文书中所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却将余大先生的名字“余特”误写成了他弟弟“余持”。
此时余特余大先生正在南京，已经考完试回来的余持虽然一看便明白这是哥哥犯下的事儿，可他们兄弟情深，他决定来个坚决不认账。
他坚持说，我是余持不假，但案发时我正在凤阳参加科举考试，我有着“不在场”的铁证，所以这件事跟我无关，绝无可能作案。
与此同时，余持给在南京的哥哥余特去信，告诉哥哥，这段日子千万别回家——他一回家就要露馅了。
如此反复两次，余二先生终于将这场“事关宪件，人命重情”的官司给应付过去，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写信让哥哥余大先生回来。随后余家兄弟请人看风水，到处打听什么样的地最好，很是郑重其事。只是，这下葬所用的这130两银子是事关人命的赃款啊，如此，是不是有点讽刺？
余氏兄弟其实算是好人，他们后来对穷秀才王玉辉也关照有加。但这件事办得真是不怎么样，尤其是跟书中卑微下贱的戏子鲍文卿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
鲍文卿本是崔按察司门下唱戏的艺人，一个偶然，遇到按察司要弹劾知县向鼎，他为之求情，挽救了向鼎的仕途。尽管鲍文卿对向鼎有大恩，但还是坚决谢绝了向鼎感谢的五百两银子。后来向鼎手下有两个书办，听说鲍文卿与向大人关系好，便买酒买肉地奉承，之后说有两件事，只要求得向大人的一个“准”或者“驳”，500两银子便可以轻松到手。
但鲍文卿却是一口拒绝，他说：
“（我）自己知道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我怎肯瞒着太爷拿这项钱？况且他若有理，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子来寻人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边受屈，岂不丧了阴德？”
自觉人品清高的余大先生余二先生，若是听到鲍文卿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自惭自愧？
余大先生明知这是一桩“人命牵连”的案子，可为了130两银子还是欣然接下，并未如鲍文卿那样，顾忌没钱的另一方是不是“受屈”，实在是有负作者对他“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胸怀坦白，言语爽利”的评价溢美。小说中，作者对余大先生笔墨不少，他口口声声讲着礼义廉耻，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可自己做的这事儿也实在不怎么样。
文章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便是余大先生和余二先生听到了鲍文卿的话，也一定不会“内疚神明”的。以他们一贯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作风，必然认为，安葬父母的理由无比光明正大，便是这钱来路不正，也是可以被谅解的。
在儒林的世界里，鲍文卿不过是低贱的戏子，连穿长衫戴头巾都没有资格，而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则是重礼讲道的正人君子，两相对比，真是让人慨叹，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动声色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