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给社会表面所造成的破坏使这个国家倒退了许多年，据专业历史学家的看法，这种破坏产生的影响持续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即使在思想领域，战争年代的德国也是一片荒芜的景象，只零星地涌现出了几个独立的思想家。尽管持久的战争创伤在德意志民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是，在思想方面，德国人恢复得还是相当快的，这主要还是仰赖一位伟大人物的功绩，这个人就是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战争年代精神贫瘠的状况下，他的出现就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划破夜空。他是日益展翅翱翔的德国近代哲学的真正奠基者。他的博学多识，他在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在德国都是史无前例的。
1646年，也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前不久，莱布尼茨出生于莱比锡。他早年丧父，童年时就接受了广泛的教育，这使他在十五岁时就入大学学习，十七岁时就拿到大学法律硕士文凭，二十岁时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是在阿尔特多夫大学获得的，因为莱比锡大学考虑到他太年轻不允许他博士毕业。随后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个教授职位，但是他放弃了，后来他也没有再担任过任何一个学术职位。他更为关注的是政治活动，与美茵茨选帝侯的交往激起了他对这方面的强烈兴趣。受选帝侯的委派，莱布尼茨带着他自己设想出的一个计划前往巴黎，他试图去游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想让他把进攻尼德兰和德国的兴趣转移到其他目标上去。莱布尼茨提出的建议是，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不应该再彼此相互消耗战争力量，而应该团结一致去对抗非基督教世界。他建议法国应该首先占领埃及，正如后来的拿破仑一世所做的那样。但是莱布尼茨没有取得成功，最后有人提示他：“十字军东征已经过时了。”
莱布尼茨在巴黎逗留了四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他研究了笛卡尔，阅读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手稿，与那个时代的许多重要思想家建立了联系，其中有惠更斯，据莱布尼茨自称，惠更斯是带领他进入数学殿堂的第一人；有阿诺尔德，他是当时的詹森派领袖人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人。回乡的途中，他还拜访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整个一生中都在与许多重要人物频繁地书信往来（他有六百多个通信伙伴），对于我们了解他的思想来说，他的书信也是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在巴黎，他发明了微积分，即数学中的无穷小算法，在此之前不久，牛顿也以另一种并不完善的形式发展了这种算法，但是，莱布尼茨当时对牛顿的成绩可能并不知情。
1676年，莱布尼茨应召前往汉诺威去担任图书馆馆长和宫廷顾问。这座城市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只是在外出旅行时才离开过那里，当然也因此而使他的故乡的范围得到了延伸，他的旅行目的地主要有柏林、维也纳和罗马。1700年成立的柏林科学院就是在莱布尼茨的倡议下建立的。在与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交往中，莱布尼茨向沙皇呈递过许多旨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科学和文化交流的计划。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末尾，我们就曾经提到过莱布尼茨对中国精神世界的了解和高度评价。莱布尼茨的那些伟大计划大部分都没有得以实现，尤其是那个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想法，即他希望能使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能够重新统一起来，首先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然后至少是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之间。1685年，路易十四废止了南特诏书，并重新开始血腥地迫害法国的胡格诺教派信徒，这是莱布尼茨一生中最感痛苦和失望的事情之一。为了促进他的计划的实施，莱布尼茨写作了神学著作，在其中他特别强调了教派的联合。
莱布尼茨主要是作为国家法学者和历史学者服务于汉诺威的选帝侯，所以，经过多年的资料研究之后，他写出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著作，这应该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历史著作之一。与此同时，他的数学和哲学研究工作仍然继续着。由于兴趣过于广泛，这常常使他不能善始善终地完成一项工作。关于此，他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在档案室里开始了研究工作，搬来了古旧书，并搜集了一些未经刊印的文稿。我收到许多信件，也不停地给人写回信。但是，在数学方面我有许多新的想法，在哲学方面我也有许多新思想，在文学方面我也有许多新观点，我常常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莱布尼茨的兴趣多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既是哲学家、神学家、外交家和数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图书馆学家，除此之外，他还从事技术研究，研究钟表、风车和液压机（他发明了一种水泵，并在哈尔茨山的采矿中得到了应用），在矿山上，他还常常作为地质学者和工程师而工作。
在人生的暮年，莱布尼茨也和许多效力于诸侯的伟大人物们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他失宠了。1716年，他在孤独和愤懑中死去，不过直到最后一天，他都在伏案工作。在欧洲思想史上，或许莱布尼茨是最后一位涉猎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并取得了杰出成就的人，可是据他的同时代人记载，最后他也就不声不响地被埋葬了，只有法兰西科学院给他题写了一篇悼词以表敬意。
莱布尼茨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主要在于，他自己从来都没有把他的哲学体系完整统一地表达出来。他的哲学思想大都散见于他的无数信件和短小论文中，而这些信件和论文有一部分只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才被印刷并与公众见面。这里主要涉及他哲学观形成的第一阶段或说准备阶段，即截至1695年这一时期。在第二阶段，他的哲学观日臻成熟，他写了几篇文章，至少他在其中对他的体系的主要部分做了概括性地讨论。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于1695年发表的文章《新的自然体系》，其中的思想他又在《单子论》和《自然与神恩的原则》中进一步地发挥，后两本书是他从1712年至1714年在维也纳期间为欧仁亲王而写的。在此期间，他又写出了两部带有哲学特征的重要著作，它们也都带有论战性的意图。《人类理智新论》是针对英国思想家洛克的，在莱布尼茨死后才发表。莱布尼茨最有名的著作是《神正论》（论神的善、人的自由以及恶的起源），他是针对法国怀疑论者培尔而写的，这本书诞生于他与普鲁士王后的交谈之中。后来的研究者试图将莱布尼茨遗留下来的思想碎片拼凑成一个整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仅因为他的著作比较散乱，而且还因为他的思想前后矛盾，莱布尼茨从来都没有抽出时间来思考一下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他没有做补充说明，或者至少梳理一下他的思绪。他的著作和书信全集自1923年始相继出版。在我们的叙述中，我们将仅限于讨论莱布尼茨思想体系的三个核心问题。
单子论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首要论点单子论，我们最好把它与笛卡尔的实体概念联系起来看，而且是把它与笛卡尔的物体的和广延的实体概念联系起来看。莱布尼茨从两个方面对笛卡尔进行了批判。
笛卡尔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广延和运动的概念作解释，而且可以表达为“运动守恒”原则。莱布尼茨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如果我们只从广延角度观察物体世界，那么“运动”也就无异于物体向邻近位置的移动，是空间中的物体相互间的位移。我究竟能不能客观地观察运动呢？显然是根本不可能。运动是一种纯粹相对的东西，物体看上去是运动还是不运动，这纯粹取决于观察着的角度。了解物理学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莱布尼茨的这种观点里已经蕴含着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论的萌芽，而且他下面的观点也同样具有现代性，莱布尼茨接着说：运动和力的概念是分不开的。力隐藏于运动的背后，并且力也是运动的原因，没有力，运动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能量）是真正现实的东西。莱布尼茨利用下面的论据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解释：笛卡尔主义者也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运动和静止始终是交替出现的。那么，笛卡尔所认为的“守恒的”运动又在哪里呢？显然，守恒的并不是运动，而是力。一个运动中的物体静止下来以后，运动也就停止了，但是作为力的物体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存在，或者说物体并没有停止显现为力。只是在物体中起作用的力现在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势能）。因此说来，并不存在运动守恒原则，而只存在力的守恒原则。
莱布尼茨还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从物体的连续性和可分性的角度批判了笛卡尔的广延性实体观念。数学上的空间是一个连续统，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如果我从笛卡尔的纯粹几何学的角度出发，把物体世界看作广延，那么物质就是一种连续统一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莱布尼茨认识到，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与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并不是一回事。数学意义上的连续统是一种想象中的观念，它没有现实性。它可以被任意分割，正是因为它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思想中的观念。现实的物质不能与纯粹的广延性相提并论，这证明了——莱布尼茨也对此特别加以强调——用纯粹广延性概念无法解释物体固有的惰性。而现实只能是由真正的部分组成，并且也绝不可以被任意分割。他看上去要把我们引向古希腊的原子论，或者要把我们引向莱布尼茨时代前不久的法国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皮埃尔·伽桑狄（1592—1655）的原子论，伽桑狄是笛卡尔的反对者，并对古代原子论作了重新改造。
但是，莱布尼茨并不满足于古代的原子概念。尽管莱布尼茨极力为机械论自然观（如伽利略的自然观）的合理性做辩护，然而他也试图努力超越这种自然观，并且深信，这样一种自然观的原则并非以自身为基础，而是以形而上学的概念为基础。莱布尼茨将机械论的原子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为万物赋予灵魂和形式的力）概念结合到了一起，于是他就得到了单子这个概念，从字面意义上看，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单元”，或许他是从乔丹诺·布鲁诺那里借用来的。那么单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把斯宾诺莎的无限实体分解为无数个星星点点的单个实体，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了。实际上，莱布尼茨就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我的单子论，或许斯宾诺莎就是对的。”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单子：
（1）单子是点。这就是说，存在物的真正本原是点状实体。它并不存在于一种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似乎与我们的感官知觉相矛盾，因为在我们看来，物质是一种广延的充塞空间的连续统一体。莱布尼茨断言，这种感官印象是错觉。在这里，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肯定对他产生了影响，刚刚发明不久的显微镜一定是引起了他的注意。显微镜使得人们对物质的深层结构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且也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2）单子是力，是力的中心。在莱布尼茨看来，一个物体就是由逐点的力的中心组成的集合体。这不仅为后来的康德和叔本华的批判哲学所证实，而且尤其为近代自然科学所证实。
（3）单子是灵魂。逐点的原始实体无一例外的是被赋予灵魂的，不过它们也有不同的级别。最低级的单子仿佛处于一种恍惚的或昏迷的状态，它们只有混沌的无意识的观念。较高级的单子，比如人的灵魂，是有意识的。最高级的单子，即上帝，具有无限的意识，是全知全能的。
（4）单子是个体。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单子。单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系列，从最高级的神的单子到最简单的一般单子。每个单子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每个单子都以其独有的和唯一的方式反映宇宙，每个单子都是潜在的力，它们从各个侧面反映整个宇宙。就单子是个体而言，单子也是封闭孤立的系统。单子是“没有窗户的”。在单子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来自单子自身，来自单子的本性，上帝在创造单子之时就已经预选规定好了单子的发展历程，所有单子都来自上帝的原始单子。
前定和谐
在这个观点上，莱布尼茨又重新回到他的前辈思想家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上去了，只是他改换为另一种形式。对笛卡尔来说，存在两个实体，思维和广延。他认为，很难解释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们在人身上的关系。对莱布尼茨来说，存在无限多个实体，这就是单子。每个单子都有各自的观念世界。整个世界就是由单子及其观念组成的，而所有的单子又共同构成和谐的世界整体。那么，如果每个单子都按照自己的规定性发展，而单子的观念却能相互协调一致，比如我们人类共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并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思想和行动，这又该如何解释？单子本身是无法对此给出解释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设想，单子被创造出来，但是在它们不同的“世界”之间却不存在相互协调一致。要想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所有单子的本源出发，这个本源就是神。
莱布尼茨用那个著名的“时钟比喻”来形象地解释他的观点，这个比喻实际上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前面提到过的格林克斯。我们设想有两个时钟，它们步调一致，没有一点误差。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种一致性：要么这两个时钟是通过一个机械装置相连接的，一个时钟与另一个时钟在机械上相互依赖，因此它们彼此不会有误差；要么有一个机械师专门看管这两个时钟，他会不停地校准时钟的指针；要么这两个时钟的制作工艺精确无比，因此不可能出现误差。
把这个比喻应用到不同的“实体”上面，这就意味着：首先，实体之间必然产生相互影响。笛卡尔面临着两难选择，他既不能否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他的两个实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特别是人身上灵魂与肉体的协调一致，他也不能赞成一种观点，即其中的一方会对另一方施加影响，因为他的两种实体从其概念上说是彼此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偶因论者的第二种假设好像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他们让上帝来扮演校准时钟的机械师的角色，为了使实体之间能够相互协调一致，上帝会时刻出来干预。但是，对莱布尼茨来说，上述的两条路都行不通，因为他的单子是“没有窗户的”，是彼此孤立的。在他看来，偶因论者的理论像是deus ex machina（意外出现的救星），可以帮助他用更自然的方式对此做出解释。于是他就提出了第三种可能性，即上帝在创造单子的时候，对于每一个单子以后的发展历程都预先规定好了。每一个单子的发展都遵循它自己的规律，这个规律在单子诞生的同时就从上帝那里接受下来了。上帝同时还考虑到了单子与其周围的其他单子的关系，并使它们在发展过程能够保持和谐一致。这就是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
我们会发现，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更简单的）可能性，斯宾诺莎就选择它。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两个时钟，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被割裂开的两种实体。只有一种神的实体，如果我们看到思维和物体世界之间的发展过程能够保持“和谐一致”，可也毫不奇怪，而且也不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解释，因为两者就是一个实体的两种属性，上帝时而使它显现为思维的属性，时而使它显现为广延的属性。对斯宾诺莎来说，不存在两个时钟，而只有一个时钟，不过这个时钟有两个表盘（或者有更多的表盘，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两个），而这两个表盘是由同一个机械装置驱动的。
莱布尼茨无法走斯宾诺莎的那条路，要不然那条路可能会把他引向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那里，世界在上帝之中，上帝也在世界之中，上帝和世界是一回事。莱布尼茨坚信基督教的有神论，认为在世界之外或在世界之上有一个上帝。因此，他需要那个前定和谐的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很了不起，但是与斯宾诺莎的理论比起来却显得有些不自然。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体系使形体好像（自然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灵魂似的活动着，使灵魂好像根本没有形体似的活动着，并且使两者好像彼此相互影响似的活动着。”
神正论
显而易见，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带有明显的乐观主义特征，而对于他这样一个宗教思想家和立场坚定的基督徒来说，这种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又使他陷入矛盾之中，因为面对世界上的丑恶的现实他不可能视而不见。莱布尼茨坚信，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这是由上帝的本性得出的结果。如果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不是最好的，如果另外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要么上帝还不知道这个更好的世界——这与上帝的无所不知相矛盾，要么上帝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与上帝的无所不能相矛盾，要么上帝不愿意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与上帝的无上仁慈相矛盾。在这个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完善的世界上，为什么却存在着如此多的痛苦、不完善和罪孽呢？这就是莱布尼茨的神正论问题。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莱布尼茨将恶划分为三种，形而上学的恶，物理上的恶和道德上的恶。形而上学的恶归根结底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有限性，如果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物理上的恶，也就是各种痛苦和忍受，是形而上学的恶的必然结果。因为被创造的东西只能是不完善的（如果它是完善的，那么它就不是被创造的东西了，而是和上帝一样），所以他们自己的感觉也只能是不完善的，所以像痛苦和忍受这些不完善的感觉也就必然存在了。道德上的恶也是如此，一个被创造的不完善的东西必然会有欠缺和罪孽，尤其是当上帝赋予它自由之时。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莱布尼茨的体系中显露了一系列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之所以被遗留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莱布尼茨的思想总是有头无尾，如果他能够前后一致地发展他的思想，或许这些矛盾是可以消除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奇特的折中立场，他一边坚守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一边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急切地沉湎于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中而不能自拔。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他的几个矛盾之处。
关于空间，莱布尼茨一方面认为，世界只是由（无广延）的单子及其观念构成的，此外别无其他。倘若我们的感官认知所显示的是，世界是一个在空间中具有广延性的连续统一体，那也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事实是，它表面上是连续统一体，而实际上则是由点状的单子组成的集合体。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也就等于是否定了空间的现实性。但是另一方面，莱布尼茨又认为，有无数个单子在世界上并存。如此说来，那么这些单子除了在空间中存在之外还能去哪里呢？莱布尼茨思想的另一个矛盾在于，一方面，他宣扬前定和谐说，这也就是一种决定论，因为世界的发展历程已经被上帝预先规定了；而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人的意志自由，如他的神正论所言。
在莱布尼茨的哲学观和他的基督教信仰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他不仅坚守着这种信仰，而且针对像培尔那样的怀疑论者，他还想利用自己的学说为基督教作辩护。莱布尼茨在他的神正论中指出，在上帝创世时，人的痛苦就已经预先注定了，因此，他反问道：我们如何知道人的幸福就是世界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呢？上帝的世界目的并不仅限于世界的一部分，而是扩及整个造化世界，并且这个世界目的也不应该仅仅为满足这被造物的一部分而做出牺牲，不管它是多么高级的造物！这与基督教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在基督教那里，上帝的神圣计划恰恰就是拯救人类。总而言之，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体系里，拯救的观念并无立足之地。因为，如果上帝一开始就已经如此完美地创造了单子，以至于上帝的任何干预都不需要了，所以，和任何其他的“奇迹”一样，期望通过超自然的神恩的力量获得拯救，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多余的，尽管莱布尼茨仍然断言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调和这些矛盾并非不可能，决定论和自由之间的矛盾，空间的观念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等等矛盾都在康德的著作中得以澄清了。如果从莱布尼茨的立场出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单子的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出现，莱布尼茨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更像是一种与现实不相符的虚构，或者说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人们对物质的粒子结构以及生命体的细微构造还不甚了解。
我们不应该因为以上做出的批判而否定莱布尼茨基本思想的伟大以及它产生的巨大影响。莱布尼茨是个全才。他的伟大在于，他使看上去相互对立的东西能够彼此协调一致起来，并能够将其组合成一个整体。他的主要思想——他的体系也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而且这些思想在莱布尼茨后继者的哲学发展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可被总结如下：1.宇宙完全合乎理性的思想，亦即宇宙的逻辑规律性；2.个体在宇宙中的独立的意义的思想；3.万物完美和谐的思想；4.宇宙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无限的思想；用机械论解释自然的思想。
由于莱布尼茨没有将他的思想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他也没有遗留下一个哲学“学派”。要不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尝试补做了莱布尼茨没有做的事情，把他的思想放到一个体系里，并使之广为人知，那么莱布尼茨思想在他死后立即就得以产生广泛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沃尔夫在虔信派势力的逼迫下放弃了大学的教席，后来又被腓特烈大帝召回普鲁士（哈勒大学）。直到康德时期，“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一直在德国哲学中起主导作用。沃尔夫的功绩还在于，他在用德语写的著作中（他的其他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创造了一套哲学术语，此后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就采用了他的这些术语。
莱布尼茨从来都没有公开执教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从1571年（弗朗西斯·培根出生）至1750年（康德在哥尼斯堡作讲师），没有一个一流的哲学家曾经长期在大学执教过，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要么是世俗世界中的人，如培根或莱布尼茨，他们与王公贵族们交往甚密，要么就像斯宾诺莎那样离群索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