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满天下
是陶行知的教育真谛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是陶行知一生的写照
2021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 130 周年
让我们走近陶行知
共同纪念和缅怀先生
TAOXINGZHI
陶行知先生故居——爱棠新村13号
文/陶侃
余庆路北起淮海中路，南至衡山路。该路辟筑于1920年代初期，以曾任法国驻沪总领事爱棠的名字命名为“爱棠路”。这个叫爱棠的法国人，原是法商利明钟表行的一名职员，1853年6月起署理法国驻上海领事，是法国第二任驻沪总领事，此人组织和领导了法租界公董局和巡捕房的建设。1861年法租界扩张，余庆路就是在法租界向上海西面扩张过程中修筑的马路。爱棠因扩张有功，便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条马路。
1943年租界结束后改名为余庆路。这条长仅700多米的道路两旁有不少高品质住宅，保留了那个时期法租界西区的生活特征，马路两侧是一幢幢南欧风格的房子，梧桐叶丛中的交叉树影间隐隐露出暗红色的屋顶和浅黄浅绿的墙壁。余庆路146弄弄口一侧墙上的牌匾镌刻着“爱棠新邨”几个大字，弄内是毗连式楼房和花园洋房并存的新式里弄，共有3层楼房24幢，其中5幢是花园住宅。“爱棠新村13号”是一栋三层楼的连体花园别墅，朝南有宽敞的花园，底楼是会客厅、餐厅，二楼、三层为卧室和书房等。抗战胜利后，大孚出版公司亦从重庆迁到上海，便在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周宗琼寓所开展工作。这幢别墅的二层专做了为大孚出版公司办公处等功能，所以讲到这幢别墅，还是得从“大孚”出版公司开始讲起。
如今的爱棠新村外景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新华日报社，生活书店等革命宣传、出版机构遭到迫害。我党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领导建立了第二、三出版机构的工作。1945年初，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奉周恩来之命，来到重庆家院坝16号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管理处，为创办第三线出版社事宜，商于周宗琼、周竹安。1939年秋，新华日报迁址重庆，周宗琼即由熊瑾玎（新华日报总经理）介绍参加了革命，之后她与任宗德在经济上大力支持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中共派周竹安担任酒精厂总管理处秘书，经周竹安安排，周宗琼结识了陶行知。陶行知对周宗琼说，重庆形势险恶，生活书店等出版机构，随时有可能被敌人封闭，因此必须筹办一个出版机构，紧急时出来接替。陶行知又说，这是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指示的。
创办出版社首先需要资金，刚巧周宗琼手中有一笔款子，那是酒精厂刚分配给她的5000万酬金，她便将这笔钱全数献出。陶行知与周宗琼、周竹安商量，决定邀翦伯赞、任宗德、沙千里一起筹办出版社。一次酝酿时，郭沫若说：“人们要大声疾呼，就叫‘大呼’出版公司吧！”后在重庆市社会局办理工商登记时，陶行知、周竹安考虑此组织为党的三线机构，按隐蔽斗争的方式，名称宜隐蔽些，遂取“大呼”的谐音，易名“大孚”。
“大孚”建立时，由吴树琴（陶行知第二任夫人）、周宗琼、周竹安、任宗德、周茂僧、程昆林等组成董事会：周茂僧是当时国民党李默庵部队驻重庆办事处少将处长；程昆林是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副官处少将处长；周、程二人是周竹安联系的统战对象（他们政治上倾向进步，后解放战争中起义）。经研究，聘请他们为董事，以此作为掩护。“大孚”总编辑由陶行知担任，翦伯赞、周竹安、王敏任编辑，沙千里任总经理。“大孚”的组织机构，是陶行知请示周恩来后确定的。办公处设在家院坝16号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管理处内。
抗战胜利后，任、周夫妇来上海发展，买下爱棠新村13 号作办公处。1946年的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便立即投入上海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随后，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大孚出版公司亦从重庆迁到上海，很快，便在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周宗琼寓所开展工作。任宗德和周宗琼是一对爱国青年夫妇，除抗战时期在四川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大获成功；又兴办了面粉厂、锯木厂并涉足银行业，积累了巨额资金，是重庆有影响的青年实业家。当时，《新华日报》自武汉迁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报社租房子非常困难。这时，任、周夫妇结识了中共党员熊瑾玎（《新华日报》总经理）、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和周竹安，思想由爱国走向进步，冒险将住房租给《新华日报》。熊瑾玎和报社二十几位同志就住到任家，并在底楼开设了门市部。此后，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对《新华日报》在经济上担负起了长期支持的任务。这时，大孚出版公司遵照党的指示迁至上海，在山东路开业，大孚出版公司的招牌是陶行知题写的，以后这一手迹就印在“大孚”版书籍的封面上，成为永久的纪念。有关“大孚”事务，陶行知常和翦伯赞、沙千里、任宗德商于爱棠新村146弄13号。这里是任宗德、周宗琼的寓所，也兼作“大孚”办公处。
陶行知旧居外景
1946年7月间，民盟先贤李公仆、闻一多相继被害，时局恶化。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中的第三名，生命受到威胁。虽然那时他已经下定了献身的决心，但又感到未完成的事甚多，尤其是他倾注了毕生心血写就的诗作，亟待编定，以付出版。为此，他不得不转移住所，暂时迁居爱棠新村13号.并着手整理诗稿，经常工作到深夜。终因刺激太深，营养不良、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症，于7月25日逝世，享年55岁。7月25日晨，陶行知突发脑溢血昏厥倒地，任宗德发觉后打电话给沈钧儒求救，沈又向周恩来报告。
据沈钧儒部分回忆：
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是陶先生在他死的一星期前提出的。陶先生做事，是马上想到，马上就干起来，陶先生很快地和许多国际朋友商洽，许多国际朋友都很赞成此举。现在中国的人权是太无保障了，尤其是有志气有热血的爱国青年的人权太受到摧残了，秘密失踪，大批逮捕，真是暗无天日了。我们为着保障人权，为着继承陶先生遗志，终于在去年十一月间，把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组织成立了。我们要力行民主，必须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必须保障人权，必须扩大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的效力和功用。
本来，民盟定在陶先生死的那天，招待司徒美堂先生和致公党的朋友，事先也是陶先生提议招待和接洽的。那晓得陶先生那天竟死了，不能参加了。我是在那一天午后陶先生大殓之后，才赶去参加招待会的。
为什么我要回想到这些呢？因为把许多事集中在陶先生一人身上，把许多担压在陶先生一人身上，累得他太厉害了！陶先生回到上海，不到三个月的时光，除忙于工作之外，还作了一百多次演讲，还要卖文卖字兴学，忙！忙！忙！竟至于把陶先生忙死了！我们没有注意到朋友的健康，实在太痛心了。
去年七月二十五日一早，我得到爱棠新村来电话，说是陶先生“中风”病倒不知人事了!我立刻和大儿子汝兼同去，他是一个靠得住的有经验的医生，据他说:“时间已迟，无法救治了”!我就在陶先生身边，没有敢一分钟离开，总想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来挽救他吧。那晓得到了正午十二点三十分，陶先生竟撒手而去了！
我和陶先生是同心同徳的救国同志，是生死患难之交，党的民主运动的开展需要陶先生，当前的民主教育运动的展开需要陶先生，我个人的计划商讨更需要陶先生！于公于私，在当前陶先生都是不可少之人！而今陶先生竟死去，很快就要一周年了，叫我如何不痛心呢？不错，陶先生在给育才同人最后一封信上提到:“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运动的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样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人。”不错，事实必须如此，时势必当如此。
7月25日中午，正在接见一批记者的周恩来得讯后，立即把接见之事交与助手，与邓颖超驱车奔来爱棠新村13号探视。面对一大群热泪纵横的在场者，素来冷静理智的周恩来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然而这不是他的全部，这次他是眼里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他紧紧抓住田汉的手，倾吐出对逝者的深情和对生者的关心。“你们都得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了了！”接着，他默默地走到陶行知先生的遗体前，俯身拉着行知尚有余温的手，含着热泪说：“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我们一定要争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至最后一息，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当天下午周恩来回到南京，晚上他致电中共中央，称“陶行知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其逝世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如果他临终能说话，“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随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大孚出资并参加了陶行知的葬礼活动，翦伯赞、任宗德和王敏参加在震旦大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追悼会现场人山人海，特别是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挂上挽联，悲情感人；追悼会上翦伯赞介绍了陶行知生平事迹，在场人听了纷纷落泪，为陶先生献身民主的精神所感动，决心沿着他的足迹在反独裁、争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的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系陶行知挚友。
2006年6月，为纪念陶行知先生，徐汇区政府在余庆路146弄口，镌刻了一块碑，上书：“陶行知旧居。余庆路146弄13号。带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徐汇区政府的挂牌
笔者曾于2016年，制作《回家》栏目采访时，曾有幸来到这里，时过境迁，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了私人住宅，但是，曾祖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创造实践、崇高精神、人格力量将永存于我们心中。
本文作者简介
陶行知先生曾孙，现为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副馆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学专业组副秘书长、上海行知教育促进会理事长、上海市青联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基础教育委员会委员，宝山区政协常委、民盟宝山区委委员，宝山区青联常委。
陶侃
来源：上海宝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