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1934年11月，张学良心中藏了一个谜团：自己80个团为什么会被3000多人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卸甲？
如果是一场战斗失利，可以解释为对方会用兵，可是几个月来都是如此，这就反常了。
即使用脚趾头想想，这里面也一定有问题。
“我的身边出鬼了，我们要抓鬼！”张学良拍着桌子咆哮。
少帅的发怒，让身边的一个人心里打鼓。
此人就是张学良想抓的那个“鬼”，名叫潘文郁。
1906年，潘文郁出生于湖北襄阳，是个神童，9岁时便能写800字的文章。
1925年，湖北师范毕业的潘文郁加入红色阵营，和伍修权等人赴苏联留学，进入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出了很多名人，王明、博古、邓公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这所学校出来的。
博古（左二）、王明（左三）
潘文郁才华横溢，从中山大学毕业后留在莫斯科，任驻苏联莫斯科代表团秘书长。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曾担任周公的翻译。
奉命回国后，潘文郁成为当时的总负责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
1930年，李立三退出领导层，潘文郁也调离。
李立三
潘文郁的职位可谓一落千丈，转任河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开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尽管如此，潘文郁的信念没有发生丝毫动摇，一如既往投入工作。
可是，到任不到半年，便出事了。
7月下旬日，潘文郁在北平西交民巷附近文宣公寓秘密接头时，突然出现几个彪形大汉，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其中一个黑脸大汉厉声喝道：“举起手来，不许动！”
审讯室里，潘文郁神情镇定地说：“放我出去，你们抓错了人了。”
这时候，审讯室的门开了，进来一个人对他冷笑道：“潘东周（潘的化名），潘干事，别装了！”
潘文郁一看，此人是自己的上级，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划平（即廖华平）。
此人也是个大人物，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在上海也主持过军委工作，还担任过北方局军委书记，可谓身居要职，久经考验。
廖划平（前排左）
可是，他于6月26被捕后，没等敌人动刑就招了。
因为廖华平的职务太高，他的叛变直接导致河北省委机关遭到重创。
很多同志被敌人逮捕，包括廖划平的下属、顺直军委常委薄政委。
潘文郁一看，老领导指认了自己，继续否认下去没意义了，干脆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怎么着吧。”
潘文郁非常坚强，无论敌人如何用刑，他就是不招。
这时候，另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原李大钊秘书、曾任北平市委书记的黎天才（李渤海）。
黎天才1927年叛变，受到张学良重用，成为其心腹，此时已成为东北军政训处主任。
他曾经跟潘文郁打过交道，欣赏的才华，对张学良说：“此人是张良、陈平第二，绝不能杀。”
随后，黎天才亲自出面宴请潘文郁，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无论跟谁干，实现自己的价值就行。”
“我们都弃暗投明了，你一个小干事还硬撑着，有意思吗？”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先保住命之后，还怕不能东山再起？”
潘文郁一听动摇，他考虑写“悔过书”，先保住性命再说。
他对黎天才说：“要我跟你干，可以，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潘干事，请讲。”
“第一，我不提供组织内的机密；第二，不出卖其他同志。”
“好，只要你公开登报声明脱离，我可以去少帅那里，保释你出狱。”
就这样，同年8月，潘文郁登报声明脱离组织。
我方得知之后，将他开除。
这时候，一双神秘的眼睛盯上了潘文郁。
他，就是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
吴成方，1902出生于湖南新化县。
1926年，师范毕业的他加入组织，1931年调入位于上海的中央特科。
同年，他遵照周公的指示，来到北平建立特科。
因为特科是独立工作，不跟当地组织发生任何联系，因此在顺直军委出现叛徒的时候，没有受到影响。
吴成方
特科建立之后，正需要人才，潘文郁的才华人所共知。
听说此人当了叛徒，但是并没有出卖同志，吴成方就开始对他进行暗地里考察。
通过考察，吴成方认为潘文郁不算死心塌地当叛徒，还可以争取。
因此，他派自己的手下，北平特科的王继之和李光伟去跟潘文郁接触。
二人是潘的同乡好友，关系不错，说话方便。
“你们怎么来了，我可是叛徒。”一见二人，潘文郁非常吃惊。
“你没有做危害党的事，我们奉命来跟你谈心；领导说了，只要你愿意为党工作，可以将功补过。”
潘文郁一听非常感动，他哽咽着说：“只要组织还信任我，我愿意重新为党工作，肝脑涂地！”
于是，1933年潘文郁正式加入了北平特科。
第二年，他有了用武之地，来到张学良身边。1933年，因不抵抗丧失东三省，还有热河被日本人占领，张学良陷入舆论漩涡，国人一片骂声。
张学良非常无奈，于4月仓皇去了欧洲躲避，淡出政坛。
但少帅并不甘心，在次年1月，花费几十万大洋进行活动，希望能东山再起。
很快，张学良又悄悄回到上海。
蒋氏秘密接见了他，问道：“汉卿啊，你想去山东围剿巨匪刘黑七还是去剿鄂豫皖‘剿匪’？”
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去鄂豫皖。”
他明白，去剿匪的话，蒋氏给的官职小，去鄂豫皖围剿红军，给的官职大。
蒋氏一听非常高兴，任命其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
他认为，东北军虽然打不过日军，“围剿”红军还是绰绰有余。
此时的张学良，很想建立战功，报答蒋氏的“知遇之恩”。
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之后，下令东北军2个军9个师，气势汹汹地开进了鄂豫皖地区。
加上其他方面的蒋军，鄂豫皖根据地红军面对的敌军总兵力达到了16个师、4个独立旅，总攻80多个团。
经过三个月紧锣密鼓地准备后，张学良在1934年7月下达了对鄂豫皖苏区的进攻命令。
这时候，迎战敌人的红25军，只有3000多人。
红25军在湖北郧西防区留下的标语
张学良信心满满，认为一定能“高奏凯歌”。
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东北军跟红军作战不堪一击，被打得鼻青脸肿。
几个月下来，东北军没有多少收获，还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一败涂地。
东北军不是小败，是大败。
红25军政委吴焕先（左）和军长徐海东
比如，7月份进行的长岭岗战斗，东北军115师的两个团被打垮，敌军5个营被歼灭，400余人被俘，800多枪支、5门迫击炮被缴获。
接连失败，张学良心有不服：自己的部队再不会打仗，也不至于如此吧。
他得到可靠情报后，在1934年11月初制定了一个绝密计划，派东北军117和107师去偷袭驻扎在胡山寨红25军。
谁知道对方早有防备，东北军被反杀，偷鸡不成蚀把米，损失了上千人。
胡山寨反袭击战斗要图
这一下子，张学良再“单纯”，也感到了不对劲。
十几万人打不过3000人，要知道，东北军曾有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武器装备甚至比蒋军的很多嫡系部队还要好。
为什么在几个月内始终打不过红军，对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让东北军处处被动挨打，这太不正常了。
张学良认为，东北军内部一定出了“内奸”。从11月2日起，他开始暗中调查。
然而查来查去，弄得人心惶惶，却一无所获。
十天之后，谜底揭晓。
11月5日，北平地下市委机关被宪兵三团捣毁，20名特科成员被逮捕。
宪兵三团在特科成员贺善培的家里搜出了一份机密文件，是“围剿”红军的绝密计划，这让蒋氏大吃一惊。
因为这份文件是头天晚上才制定的，只有张学良知道，为何几个小时就被传到了北平？
蒋氏非常震怒，打电话让张学良调查。
张学良心说，这还用查吗？文件是潘文郁保管的。
原来，潘文郁得到文件后，和妻子廖素丹连夜进行抄写，然后交给北平特科负责人杨清林，再由他传给组织。
杨清林没有骨气，当了叛徒。
潘文郁暴露了。
那么，潘文郁是如何到张学良身边工作的？
前面说过，黎天才是张学良的亲信，潘文郁叛变就是他操作的。
他欣赏潘的才华，将其推荐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一番接触之后，觉得潘确实有才干，就安排他到“剿总”政训处任少将副处长，后来又让他担任了机要组主任，负责机要工作，包括保管档案。
从此之后，蒋军“围剿”红军包括对苏区进行的四次“围剿”，都被我军提前获知。
如此一来，东北军还有蒋氏指挥的军队连吃败仗就不奇怪了。
蒋氏得知之后暴跳如雷，下令张学良交人。
张学良当时也很愤怒，却不愿意交人。
如果交人，就等于承认自己疏于防范，就像胡宗南得知熊向晖是卧底之后仍保护对方一样，怕引火烧身。
蒋氏、张学良（右）
张学良解释说：“潘文郁是好人，不是他泄密的，查查您身边的人吧。”
蒋氏动了怒：“现在是证据确凿，汉卿如果再不动手，我就让参谋长钱大钧去帮忙。”
张学良一听，只得下手。
博古（左二）、王明（左三）
潘文郁才华横溢，从中山大学毕业后留在莫斯科，任驻苏联莫斯科代表团秘书长。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曾担任周公的翻译。
奉命回国后，潘文郁成为当时的总负责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
1930年，李立三退出领导层，潘文郁也调离。
李立三
潘文郁的职位可谓一落千丈，转任河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开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尽管如此，潘文郁的信念没有发生丝毫动摇，一如既往投入工作。
可是，到任不到半年，便出事了。
7月下旬日，潘文郁在北平西交民巷附近文宣公寓秘密接头时，突然出现几个彪形大汉，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其中一个黑脸大汉厉声喝道：“举起手来，不许动！”
审讯室里，潘文郁神情镇定地说：“放我出去，你们抓错了人了。”
这时候，审讯室的门开了，进来一个人对他冷笑道：“潘东周（潘的化名），潘干事，别装了！”
潘文郁一看，此人是自己的上级，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划平（即廖华平）。
此人也是个大人物，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在上海也主持过军委工作，还担任过北方局军委书记，可谓身居要职，久经考验。
廖划平（前排左）
可是，他于6月26被捕后，没等敌人动刑就招了。
因为廖华平的职务太高，他的叛变直接导致河北省委机关遭到重创。
很多同志被敌人逮捕，包括廖划平的下属、顺直军委常委薄政委。
潘文郁一看，老领导指认了自己，继续否认下去没意义了，干脆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怎么着吧。”
潘文郁非常坚强，无论敌人如何用刑，他就是不招。
这时候，另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原李大钊秘书、曾任北平市委书记的黎天才（李渤海）。
黎天才1927年叛变，受到张学良重用，成为其心腹，此时已成为东北军政训处主任。
他曾经跟潘文郁打过交道，欣赏的才华，对张学良说：“此人是张良、陈平第二，绝不能杀。”
随后，黎天才亲自出面宴请潘文郁，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无论跟谁干，实现自己的价值就行。”
“我们都弃暗投明了，你一个小干事还硬撑着，有意思吗？”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先保住命之后，还怕不能东山再起？”
潘文郁一听动摇，他考虑写“悔过书”，先保住性命再说。
他对黎天才说：“要我跟你干，可以，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潘干事，请讲。”
“第一，我不提供组织内的机密；第二，不出卖其他同志。”
“好，只要你公开登报声明脱离，我可以去少帅那里，保释你出狱。”
就这样，同年8月，潘文郁登报声明脱离组织。
我方得知之后，将他开除。
这时候，一双神秘的眼睛盯上了潘文郁。
他，就是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
吴成方，1902出生于湖南新化县。
1926年，师范毕业的他加入组织，1931年调入位于上海的中央特科。
同年，他遵照周公的指示，来到北平建立特科。
因为特科是独立工作，不跟当地组织发生任何联系，因此在顺直军委出现叛徒的时候，没有受到影响。
吴成方
特科建立之后，正需要人才，潘文郁的才华人所共知。
听说此人当了叛徒，但是并没有出卖同志，吴成方就开始对他进行暗地里考察。
通过考察，吴成方认为潘文郁不算死心塌地当叛徒，还可以争取。
因此，他派自己的手下，北平特科的王继之和李光伟去跟潘文郁接触。
二人是潘的同乡好友，关系不错，说话方便。
“你们怎么来了，我可是叛徒。”一见二人，潘文郁非常吃惊。
“你没有做危害党的事，我们奉命来跟你谈心；领导说了，只要你愿意为党工作，可以将功补过。”
潘文郁一听非常感动，他哽咽着说：“只要组织还信任我，我愿意重新为党工作，肝脑涂地！”
于是，1933年潘文郁正式加入了北平特科。
第二年，他有了用武之地，来到张学良身边。1933年，因不抵抗丧失东三省，还有热河被日本人占领，张学良陷入舆论漩涡，国人一片骂声。
张学良非常无奈，于4月仓皇去了欧洲躲避，淡出政坛。
但少帅并不甘心，在次年1月，花费几十万大洋进行活动，希望能东山再起。
很快，张学良又悄悄回到上海。
蒋氏秘密接见了他，问道：“汉卿啊，你想去山东围剿巨匪刘黑七还是去剿鄂豫皖‘剿匪’？”
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去鄂豫皖。”
他明白，去剿匪的话，蒋氏给的官职小，去鄂豫皖围剿红军，给的官职大。
蒋氏一听非常高兴，任命其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
他认为，东北军虽然打不过日军，“围剿”红军还是绰绰有余。
此时的张学良，很想建立战功，报答蒋氏的“知遇之恩”。
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之后，下令东北军2个军9个师，气势汹汹地开进了鄂豫皖地区。
加上其他方面的蒋军，鄂豫皖根据地红军面对的敌军总兵力达到了16个师、4个独立旅，总攻80多个团。
经过三个月紧锣密鼓地准备后，张学良在1934年7月下达了对鄂豫皖苏区的进攻命令。
这时候，迎战敌人的红25军，只有3000多人。
红25军在湖北郧西防区留下的标语
张学良信心满满，认为一定能“高奏凯歌”。
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东北军跟红军作战不堪一击，被打得鼻青脸肿。
几个月下来，东北军没有多少收获，还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一败涂地。
东北军不是小败，是大败。
红25军政委吴焕先（左）和军长徐海东
比如，7月份进行的长岭岗战斗，东北军115师的两个团被打垮，敌军5个营被歼灭，400余人被俘，800多枪支、5门迫击炮被缴获。
接连失败，张学良心有不服：自己的部队再不会打仗，也不至于如此吧。
他得到可靠情报后，在1934年11月初制定了一个绝密计划，派东北军117和107师去偷袭驻扎在胡山寨红25军。
谁知道对方早有防备，东北军被反杀，偷鸡不成蚀把米，损失了上千人。
胡山寨反袭击战斗要图
这一下子，张学良再“单纯”，也感到了不对劲。
十几万人打不过3000人，要知道，东北军曾有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武器装备甚至比蒋军的很多嫡系部队还要好。
为什么在几个月内始终打不过红军，对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让东北军处处被动挨打，这太不正常了。
张学良认为，东北军内部一定出了“内奸”。从11月2日起，他开始暗中调查。
然而查来查去，弄得人心惶惶，却一无所获。
十天之后，谜底揭晓。
11月5日，北平地下市委机关被宪兵三团捣毁，20名特科成员被逮捕。
宪兵三团在特科成员贺善培的家里搜出了一份机密文件，是“围剿”红军的绝密计划，这让蒋氏大吃一惊。
因为这份文件是头天晚上才制定的，只有张学良知道，为何几个小时就被传到了北平？
蒋氏非常震怒，打电话让张学良调查。
张学良心说，这还用查吗？文件是潘文郁保管的。
原来，潘文郁得到文件后，和妻子廖素丹连夜进行抄写，然后交给北平特科负责人杨清林，再由他传给组织。
杨清林没有骨气，当了叛徒。
潘文郁暴露了。
那么，潘文郁是如何到张学良身边工作的？
前面说过，黎天才是张学良的亲信，潘文郁叛变就是他操作的。
他欣赏潘的才华，将其推荐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一番接触之后，觉得潘确实有才干，就安排他到“剿总”政训处任少将副处长，后来又让他担任了机要组主任，负责机要工作，包括保管档案。
从此之后，蒋军“围剿”红军包括对苏区进行的四次“围剿”，都被我军提前获知。
如此一来，东北军还有蒋氏指挥的军队连吃败仗就不奇怪了。
蒋氏得知之后暴跳如雷，下令张学良交人。
张学良当时也很愤怒，却不愿意交人。
如果交人，就等于承认自己疏于防范，就像胡宗南得知熊向晖是卧底之后仍保护对方一样，怕引火烧身。
蒋氏、张学良（右）
张学良解释说：“潘文郁是好人，不是他泄密的，查查您身边的人吧。”
蒋氏动了怒：“现在是证据确凿，汉卿如果再不动手，我就让参谋长钱大钧去帮忙。”
张学良一听，只得下手。
1935年3月3日黄昏，年仅29岁的潘文郁英勇牺牲。
潘文郁虽然曾经宣布脱离组织，但是他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伤害组织。
后来他积极为党工作，帮助红军粉碎了四次“围剿”和东北军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作出了特殊贡献。
由于对地下工作，知道内情的人不多，再加上他曾经脱离组织，1966年在特殊年代，潘文郁的妻子和儿子被扣了帽子，受到严重冲击。潘文郁的妻子廖素丹于1976年因病辞世。
1988年，在牺牲53年后，在潘文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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