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读书会
在生命的转角遇见你
10月20日下午，地坛读书会·分享沙龙，特邀知名推理小说作家呼延云与大家就“推理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冲突”的主题进行了深入分享。
——呼延云
科学与逻辑，才是推理小说的核心精神
（全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
今天我讲座的题目是《推理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冲突》。讲这个话题，是因为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朋友问及：原创推理小说为什么热不起来，尤其是以逻辑推演为核心的本格推理小说，相信在座的朋友没有一位能讲得出来一部国产作品。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上个世纪初推理小说进入中国之后，出现过五十年断层，新世纪重新复兴后，时间积累不够，作家队伍太少，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创造难度太大等等，但很少被人们注意到的一点是：推理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换言之，二者的核心是互斥的，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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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公案小说和推理小说是不是一回事？
中国有所谓的七大公案小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海公案》。影响力最大的《包公案》是一部章回体的短篇小说集，每一章回都是一个侦探故事。第六回《判妒妇杀子之冤》，包公访查其地，见阶前一道黑气冲天，然后梦见母子二人，为他们伸冤；第八回《判奸夫误杀其妇》，解签“斗粟三升米，解却一身屈”，一斗米十升，只有三升米，剩下七升是糠，所以罪犯叫康七；第十二回《辨树叶判还银两》，有人丢银，包公到城隍庙烧香祈祷，然后大风刮来一枚树叶，上有虫孔，据此判断拾银者名叫叶孔；第二十一回《灭苦株贼伸客冤》，包拯出巡巴州，行到半路，闻鸟音连唤：“孤客孤客，苦株林中被人侵克。”于是去到苦株林，找到尸体。这四回不是包公案的全部，但是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包公案》绝大部分的破案方式。
《施公案》开篇就写施世纶遇到一起杀人案，破不了，梦见九只黄雀儿，七只小猪，于是知道罪犯一个叫九黄，一个叫七珠，最终抓住淫僧恶尼。
《狄公案》第一回《入官阶昌平为令，升公堂百姓呼冤》，镇口无名尸案，胡德告万德。狄公见万德“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而胡德“满脸邪纹”，于微服私访中，突然平地起怪风，当中凝结一个黑团，指引侦查，判定凶手是胡德。
《蓝公案》不太一样，它其实不是公案小说，是一个叫蓝鼎元的非常优秀的官吏，在当县令期间写的一本自己破案的纪实。斗殴案中找不到真凶，就在城隍庙里召唤冤魂，谁不敢抬头谁就是凶手，算是利用了犯罪心理。在“猪血有灵”一案中也有推理，某人豢养乞丐甲乙为狗腿子，帮自己作恶，却污蔑杀人案是无辜的丙所为，看脸色有无菜色来推断谁才是真正的狗腿子。
整体上来看，公案小说的特点：主旨是讲因果报应，并不讲求逻辑是否严谨，在办案程序上装神弄鬼，只有非常粗浅的刑侦科学，很多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比如《狄公案》中，开棺验尸，一个死去一年的人，眼睛还睁着，当狄仁杰说替他鸣冤时，眼睛竟合上了，仵作提出按照验尸程序，验尸前应该将尸体洗刷一遍，狄仁杰竟说死者衣服还没烂，尸体还没腐烂严重，就免除洗刷之苦，后来还是仵作说尸体皮色如灰土，不用酒喷根本无法验出伤痕，才同意洗刷尸体。而验尸失败后，最终破案还是靠做梦祈祷，梦中抽到神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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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公案小说跟我们了解的推理小说不是一回事。
大家可以阅读一下《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第一篇《血字的研究》，可以立刻对比出推理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区别。推理小说从西方起源，与十五到十八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科学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密切相关，推理小说是指针对一个案件，把经过验真为真的证据，通过严谨的逻辑串成证据链，再进行推理，由此写出的一种小说。它跟中国传统的公案文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再来看看古代笔记中的真实案件，我们的古代官员是怎样判案的。
我在《北京晚报》和澎湃网目前已经连载了180多期的一个名叫《叙诡笔记》的专栏，这是对古代笔记一次规模很大的解构和整理。古代笔记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史料笔记，一种是笔记小说。史料笔记是指那些真实性较强、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笔记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短篇的公案小说。
中国古代笔记中提到的中国古代的断案方式，我把它们分成八种：
1、看脸：郑克在《折狱龟鉴》中所说：“凶残之人，气貌当异”，“其色非常，其言有异，必奸诈也。”孟子：“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冒）焉。”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县令刘锡彤见小白菜漂亮，又听坊间有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流言蜚语，就认为这是当代西门庆与潘金莲。
2、拷打：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写对小白菜动刑时采用了“烧红铁丝刺乳，锡龙灌水浇背”。《小仓山房文集》记麻城狱，杨氏离家出走，官府疑其被害，将其夫涂如松抓来，先打到皮开肉绽，踝骨外露，涂如松不招供，又以烧红铁索铺地，将其按跪其上，“肉烟缕缕、焦灼声声”，涂如松只得认罪，为了寻找“杨氏尸骨”，涂如松的母亲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捡出白发，又刺破血染红儿媳妇的裙裤，将死去女儿的棺材打开取出脚趾骨，埋在河滩，然后带公差去挖掘，只为儿子早死少受苦。
3、神鬼：我国古代司法不重证据证口供，遇到顽固不认罪的罪犯，采用此招。《子不语》中的“田烈妇冤魂告状”：有一貌似鬼魂的黑衣女子找安庆太守徐士林鸣冤。徐士林命令将罪犯缉拿，一开始罪犯拒不认罪，等一见到冤魂现身，立刻招供。其实“冤魂”是徐士林在了解案情，得知罪犯奸狡之后，找了个与受害者相仿的女子假扮的。但安庆百姓却对徐士林“哗以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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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要树立自己的“神”的形象。《池上草堂笔记》：衡水县有个男人死了，死者的侄子向官府控告，说死者是被谋杀，仵作验尸之后，没有发现凶杀的迹象。侄子不服，上诉到巡按那里，巡按派另一个县的县令邓公去衡水县复审。邓公到了衡水县，反复验尸，终于发现真相，从尸体的右耳里掏出了足有半斤重的沾了水的棉絮。原来，凶手是趁着死者熟睡时，用长钉从右耳凿入，刺入其脑髓，使其一命呜呼，在控干了耳中流出的血水之后，用沾了水的棉絮塞进耳洞，掩盖伤口。但是对外声称是自己在馆舍里遇到冤魂，右边耳朵垂下一条像白练似的东西，从而得到提示，发现真相。
4、做梦：明代笔记《夜航船》：江西按察副使石璞调查一起妇女失踪案，找不到人，倒头酣睡，梦中见到神仙给他写了一个‘麦’字（繁体字写成‘麥’），石璞一觉醒来，冥思苦想，突然恍然大悟：“这个字的上半部分，分明是‘两人夹一人也’，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最后发现是两个道士劫持了妇女。
《子不语》中记乾隆十八年，河南省延津县发生人命案，一个村妇和两个小孩被杀。延津县令高蔚辰前往验尸，“伤如所报，而凶犯无以根究”。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匹马冲进了县衙，冲着他立起两条后腿，先是长嘶不已，然后突然张口说话，但内容是什么却听不清楚了，梦里的高蔚辰感到妖异而恐惧，张弓引箭，一箭射中马心，“马吼而奔”……高蔚辰问村民，村子里有没有姓马的，回答说没有，他于是翻阅村民造册登记的名单，“沉思良久，见有姓许名忠者”，他突然若有所悟：马在天干地支中属“午”，马立来来能做人言，则是“言 午”，正好是个“许”字（繁体字“许”做“許”），我射箭正中其心，则是个“忠”字——这不恰好是“许忠”吗？”于是把许忠抓来严刑拷打，许忠认罪。
明代笔记《涌幢小品》，有个旅客在旅店里丢失了金子，向西安府太守才宽告状，才宽仰头看见一只鹰飞过府衙上空，又见公案上爬过一只蜘蛛，便对旅客说：“你住的旅店里必定有一个名叫朱英（蛛鹰）的人，他就是盗贼！”然后派衙役们去旅店，果然找到了那个朱英，搜出了那一锭黄金。西安府的百姓“皆神之”。
清代有位迷信“做梦破案”的县官，遇到人命案就跑到城隍庙里焚香磕头，希望神仙能够在梦里给自己提示。晚上梦见神仙引着一鬼到了自己面前，鬼头上顶着一个瓷盘，盘子里“种竹十余竿，青翠可爱”，醒来后县令开始拆解暗号，把梦境反复琢磨了许多遍，再去翻检命案的卷宗，发现死者的邻居姓“祝”，“祝”和“竹”是同音字，想必罪犯就是此人！于是把姓祝的捕来一顿拷打，最后才发现这人在命案发生这天在外地；县令不甘心放弃梦中的“提示”，再次翻检卷宗，发现死者表弟的姓名中个“节”字，县令脑洞大开：“竹子都有竹节，看来一定是这个名字里有‘节’的人”，于是抓来又是严刑拷打，最后发现此人并无作案时间，只好释放。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记下此事之后，写了段点评：“夫疑狱，谦虚研鞫（拘），或可得真情。祷神祈梦之说，不过慑伏愚民，殆之吐实耳。”
5、试验：验毒杀案较多。《醉茶志怪》，一个农民吃了老婆做的饭后死去，最后县令搞清楚丈夫吃饭的地点在大槐树下，“其心半空”，便让衙役备粥一碗放于树下，遥坐以观，最后发现一只大蜥蜴从树洞钻出喝粥，肮脏的口涎流进粥里，明白是毒涎要了农夫的命。
但是这种断案受到古代科学水平的局限，也难免错误，清末魏息园写的《不用刑审判书》：有个货郎长年在外做小生意，这一天回转家中，他的妈妈十分高兴，就嘱咐儿媳妇杀鸡炖了给儿子吃，正是夏天，一家人把餐桌摆在葡萄架下面，吃完饭没多久，货郎突然死去了。县令听说之后，怀疑货郎长期不在家，其妻和什么人有奸情，共谋杀夫，就把其妻抓来严刑拷打。其妻认罪被绞死。巡抚买了一只鸡，炖熟后放在葡萄架下，香喷喷的热气向上升起，没多久，只见一缕细丝从葡萄架上落下，掉进了盛鸡的盘子里。巡抚立刻让人拆掉葡萄架，发现里面有一只毒蝎，那细丝就是毒蝎的唾液，有剧毒。推测当日蝎子闻到鸡肉的香味，流了口水，结果口水落在鸡肉上，把货郎毒死了……巡抚于是为货郎之妻平反。问题在于，蝎子虽然有唾液腺，但其分泌的消化酶是为了分解食物用的，根本不会吐丝，何况蝎子的毒液主要集中在尾部毒腺上，即便是蜇人也是攻击人的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怎么可能通过消化系统致人死地？所以眼见不一定为实。
6、查书：直到清末，我国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医”，而只有“仵作”，验尸主要依据的依然是《洗冤集录》，与世界法医学的发展严重脱节，而且错误非常多，《洗冤录》卷二第五节，疑难杂说下，检验生前溺水还是死后入水，把水从颅骨的囟门倒入，看看有没有泥沙从鼻孔流出，如果有，就必定是生前溺水，因为生前溺水的人，由于挣扎呼吸，鼻孔里必然吸入泥沙，而死后投入水中的人就没有这种现象。事实上口鼻部吸入的泥沙，应该进入消化道和呼吸道，不会进入颅内。雍正六年，颁布给各州县设置仵作的上谕中规定：“每名（仵作）给发《洗冤录》一本，选委明白书吏一人，与仵作逐细讲解。”德国莱比锡大学已经于1642年开设系统的法医学讲座，而1782年柏林创办第一份法医学杂志，标志着法医科学初步形成独立体系，而大清竟然还在用600年前南宋的法医著作。
7、推理：《蕉轩摭（执）录》拍门喊三娘子、《清稗类钞》中的剪断阳物案，汤用中《翼駉稗编》记周以勋断案可以称得上是逻辑推理的经典案例。
8、利用犯罪心理：沈括《梦溪笔谈》“陈述古捕盗，对众嫌疑人说：‘某庙有一钟能辨盗至灵。’引群囚立钟前，自陈：‘不为盗者，摸之则无声；为盗者，摸之则有声。’以帷围之，乃阴使人以墨涂钟。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验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无墨，讯之，遂承为盗。盖恐钟有声，不敢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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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华和糟粕兼而有之。
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墨子》、《荀子》等少数著作外，甚少逻辑学的表述，但是并非没有逻辑，只是由于没有系统的研究命题的一般结构和有效的推理形式，所以经常发生逻辑错误，尤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为体、法家思想为用的专制主义，极大地遏制了中国在逻辑思辨上的探索。
西方逻辑学的昌明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自由思辨密切相关。中世纪后随着文艺复兴，思想再度破除宗教桎梏，培根、穆勒、莱布尼茨、黑格尔不断发展逻辑学，而中国则一直到清末民初才引入西方的逻辑学，出现金岳霖先生这样的大师级人物，而迄今逻辑学依然被视为最难啃的骨头。刑侦工作，就其本质是一个要求用科学的方式寻找和检验证据，并通过严密的逻辑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从而推导出真相的工作——这也是推理小说所存在的基础和秉持的理念。
必须看到，中国传统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的逻辑用于“治”是可以的，用于“法”则不妥，但由于中国古代往往是治法一体，即管理者同时兼任司法者，所以把治术用于刑侦工作这样一个要求高度科学性、严密性、必须一丝不苟的工作时，则容易出现大量逻辑错误：
1、前提为假：推理的结果如想真实可靠，推理过程必须遵守相应的推理形式。无论何种形式的推理，都要求前提必须为真，大前提即错误，那么推理过程则失去意义。
2、结论前置：根据论点找论据，而不是根据论据来论证论点。断案凭直觉，跟着感觉走。
3、滥用比对推理和类比推理：比对推理和类比推理有严格的要求，不能滥用。韩非说“火形严，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作为文学表述尚可，但作为司法应该严苛的证据，就是非常不严谨的类比推理。再比如孟子为了论证人性本善“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简直连比喻都不算，顶多算是比兴。这种类比推理气势很强，但逻辑混乱。可以说绝大部分通过做梦，梦中测字找到凶手的，都是比对推理。这种推理把梦中的个别元素强行曲解，与现实中的罪案进行完全对标，必然造成冤假错案。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多的糟粕，也在影响着古代断案的思路，也跟推理小说的精神格格不入和存在内在冲突。
必须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不全是糟粕，我现在只是讲糟粕的部分。
第一点叫做以德代法：中国古代一向是崇尚德治，崇尚人治，不崇尚法治。古代的史书中歌颂宽仁，鄙夷酷吏，导致庸官懒政，大家可以参见《治世馀闻》中讲的陕西巡按李兴，就是一个认真办案反而遭到举国反对的案例。
第二点是封建专制导致思想僵化：唯上、唯官、唯古，唯书，不唯实。人治社会，一旦发生冤假错案，极难得到纠正。
第三点叫做轻视科学导致官民互娱：官要树立自己神断、夜审阴日审阳的形象，而犯罪分子也用装神弄鬼来蒙骗官员。大家可以参见《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唐执玉遇鬼案。
在这样的断案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科学的、逻辑的东西吗？我们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科学不昌，一路走下来，对推理小说就会形成一种长期被训练出来的不适感，对于一些太复杂的逻辑的读物就会排斥。
以这样的逻辑思维能力，阅读推理小说确实会感到费劲和疲惫，尤其是在阅读类似埃勒里·奎因、绫辻行人、安东尼·柏克莱这样的作家的作品时，极有可能面对大量的逻辑推演和多重逆转，已经推理出的“真相”又面临推翻后的二重推理，读起来确实需要动脑子，再比如《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汤川学副教授，其中有大量的物理学、数学知识，而这与快餐式阅读是格格不入的。
今天很多国人特别喜欢听的讲座，就是那种强词夺理，一下就告诉你非黑即白，鸡汤式的东西。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宣讲，往往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看到讲人性多么复杂的书，反而接受不了，无法理解，就喜欢听那些一下就能够得到报应，最好是残酷报应的东西。
中国古代文学跟西方文学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别，就是中国古代文学重叙事，西方文学除了叙事之外，还很注重心理描写。长期看叙事文学的读者，阅读中特别需要一种代入感，在这种情况下，读推理小说是很难产生代入感的。很多推理小说未必以侦探为主角，反而是以设计出精彩诡计的罪犯为主角，如东野圭吾的《白夜行》，而像一些叙诡派的推理小说，即叙述性诡计的作品，可能到最后才知道凶手的真实性别。
第五，推理小说的核心精神是科学与逻辑，跟中国古代的公案文学是相反的。
推理小说就其本质，提供的是一种对世界、对任何问题、对任何人“不设限”的质疑的思维方式，对世界、对人采取的是一种多元的判断方式。
比如有一些侦探最终被证明为凶手，有的人犯罪有着更崇高的动机，在《所罗门的伪证》这部小说中，一群学生对一位同学的死亡提出质疑，而教导主任认为他们应该好好学习，抓紧时间面对中考，劝解不利的时候打了一个学生一下，结果整个学校的学生们都出来抗议教师采用暴力，并导致校方不得不同意学生们组织学生法庭来重新审理此案……相比我们个别学校居然对性侵女同学的教授进行保护，并纠集力量打压伸张正义的同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与中国传统非黑即白的善恶观和是非观、权威至上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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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吁大家要多读一些推理小说。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说到底就是勇于接受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过程，也是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阅读推理小说，能够弥补我们一些思维上的短板。
第二，我做一个不严谨的类比推理，我们今天的阅读以两种阅读形态为主，一种叫碎片化阅读，一种叫快餐式阅读。碎片化阅读好像吃零食。快餐式阅读就是吃快餐。这两种阅读方式从精神营养的摄入而言，都并不是健康的，而且很低效。在快餐式阅读和碎片化阅读当道的时代，人们精神层面的很多问题来源于营养不良，缺乏正餐。
相比之下，推理小说我认为是跟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一样，属于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一种类型文学。大家读历史小说，多少可以汲取一些历史知识，看科幻小说能够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如果读推理小说的话，会学习到大量的刑侦学知识、法医学知识、犯罪现场勘查学知识。如果是读一些像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东野圭吾等社会派作家的作品的话，多少还会对社会现实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
看一部优秀的推理小说，不能说一定会帮助大家建立起很好的逻辑思维，逻辑思维的培养是需要很多年的，但起码会养成质疑的好习惯，继而对任何问题都能够尝试着进行理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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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个人的观察，喜欢阅读推理小说的人往往不大容易被煽动，不大容易人云亦云，思想独立，理性思维，任何事情的判断都不激进，更接近于一种现代公民状态，而这恰恰是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未来中国最需要的。可以想见，一个对自己、对他人、对国家都能采用理性客观的思维方式的公民社会，才是文明进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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